8月底，程前将所著《本色》一书的首发义卖款额悉数捐给九江灾区，聊表他对灾区人民的殷殷关切之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在九江水泥船试验厂当钳工，到在九江话剧团作临时演员，随父母下放赣地的程前把他的童年、少年和一段青春岁月都留在了那片红土地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某些创痛可能至今仍难以抚平，但更让他萦绕于怀的还是生活在第二故乡那里的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本文摘自作家版《本色》的第四章节——“我的血液也是鲜红的”。
我一直认为，自从离开北京以后我就没有家了。九江的九单元、五单元，还有以后搬到的十单元，都只是我们暂时的栖居地，是拉兹的大篷车。
就在这辆流浪者的篷车上，我颠颠簸簸地长大了。高中毕业那年，因为姐姐已经下放，我被批准留在九江水泥船试验厂。我期待着工作这件事可以给我带来一个转机，至少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能够用自己的手和大脑去验证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赢得独立和尊严，我要让含辛茹苦的父母为我而感到骄傲。
我甚至等不及正式分配工作，在假期里就四处找活儿干。厂里的子弟小学看中了我一路全优的成绩，请我回去给小学生代了一段数学课。我站在了当年我曾经仰望着的那个讲台上，迎着孩子们仰望着我的目光，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期，“文革”刚刚结束，这些孩子的眼光都很安静，没有我当年坐在这里时那么多恐惧。我像看着自己的昨天一样看着他们，仿佛不敢相信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终于被我穿越过来了。
不久，造船厂来了一批卸船的活儿，需要几个体力好的临时工。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每天天刚亮就往岸边跑，沿着窄窄的跳板登上砂石船，一担子总要装上一百四五十斤，一天里要来来回回挑上这么六七十担。那时候我的身材像一根稚嫩的竹竿，细细长长的，大概已经有了一米八○左右。每天挑前几担的时候还容得我这么浮想联翩，再往后就只顾得上咬牙硬撑了。尤其是挑着担子下跳板的时候，跳板变得好像杂技团的钢丝，每踩一步，都很夸张地上下忽悠一下，我的麻秆细腿也跟着这种夸张的节奏，不听使唤地左摇右晃。
这种活儿一天干下来，整个人被压得支离破碎，我真的明白了形容词“散了架”是什么意思。每天我都是连拖带拽地把自己带回家，像倒砂石筐一样，把一个稀里哗啦的身体扔在床上。往往扔下去时是什么形状，第二天早晨起来时还是什么形状。反正十四岁以后，我睡觉从来没有伸直过腿。家里的地方太小，我一直睡小时候那张单人床，脚底下顶着从北京带过来的那两个大樟木箱子。我就这样蜷缩着度过了十年，床上盛满了我的黑夜和我的疲惫，这张床不是我做梦的地方。
挑砂石的活儿我干了整整一个月，换来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报酬：六十二块钱。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从天而降，眼前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壮观起来。过去，家里三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三十几块钱，掌管在我的手里，真是一分钱一分钱算计着花。爸爸做了胃切除手术以后，每顿饭不敢多吃，中间总要加几次点心，我就每天给爸爸买上一块一毛钱的米糕，他总是每次掰下来一点儿，从早到晚刚好吃完一块；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其它的营养品。本白色的土布，妈一买就是十丈，用小包的颜料化在水盆里，把裁成一段一段的布染成黑色、蓝色，再给我和爸爸做成衣服。从小学到高中，我连上体育课穿的运动衫都是妈妈亲手做的。
揣着这六十二块钱往家里走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想象妈妈接过钱时那种惊讶欢喜的神情，期待着她那种神情给我带来的巨大满足。
我妈妈接过钱的时候哭了，一点惊喜都没有。
妈妈没有点钱，我多少有点失望。她的手长久地摩挲着我的面颊，经过一个月江风的吹打，我的脸变得粗粗拉拉。我们俩不声不响地坐了很久，妈妈的手一点一点地熨平了我心上的皱折，让它重新变得明净光滑。自从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以后，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依偎着妈妈了。那一天，我们都忘了这六十二块钱的事。
秋风乍起的时候，我终于当上了学徒工。领到工作服那天，我给上海的所有亲戚写了信，宣称“我们家也有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啦！”
父母的督促和我的勤勉为我换来了一份优异的高中毕业成绩，凭着它，没想到我这种出身的孩子竟也享受到了优先挑选工种的权利。当时我们都知道“万能钳工”这种说法，就是它了，我说：“我当钳工！”
我满怀着崇敬和感激，去拜见了我的师傅邓金龙。师傅年龄不大，人很厚道，门下已经有了一个姓杨的大徒弟和一个姓黄的小徒弟，我排在老三。第一次跟着师傅和师兄们走进车间的时候，我的心里简直有一种朝圣般的虔诚。我贪婪地闻着机油的味道，觉得这种气味代表了一种很高级的生活。我的父母、三爸三妈、舅舅、大姨包括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当过工人，而我当上了，而且当的是钳工！万能的钳工啊，我一生都将浸泡在这种幸福的气息里，这种幸福简直是无边的……
“来，小程，试试这个。”邓师傅把我从晕晕忽忽的陶醉里叫醒过来，递给我一把八磅重的锤子，他的另一只手里掌着钎。
那时候我什么技术都没有，师傅无非是想试试这个新徒弟干活儿肯不肯卖力；我像战士接过钢枪那样双手接住锤子，只差没给师傅敬个军礼，我拉开弓步，双膀抡得溜圆，照着钎头刷地砸下去，等着听见溅着火星的那一声脆响。结果，锤落声起，我师傅“哎哟”一声，咕咚坐倒在地上——这一锤不偏不倚，正打中他的腮帮子！
两个师兄赶快扑上去扶住他，师傅疼得半天张不开嘴，一个劲儿咝咝吸着凉气，我真是吓傻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当地，恨不得回手给自己一锤子，这可是我头一天拜师啊！
这个下马威给我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了，在我当工人的那几年里，我的仔细在青工里是出了名的，只有师傅和我知道，这个优点纯粹是吓出来的。第一次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工具箱，我郑重地打开箱盖，把挫刀、锯弓、錾子和各种型号的锤子、扳手一一拿出来，翻来覆去地抚弄好久，再一一放回原处。我从錾子功开始练起，一手扶着錾子，一手抡锤，叮叮当当一练就是一整天。胳膊酸得实在抬不起来了，就换另一只手。这种后果的好处是练出了一手左右开弓的本事，坏处就是双手的虎口上都布满了疤痕，直到今天还能隐约看得出来。
除了要能吃苦，钳工还要精细的技术。要会看各个零部件的图纸，尤其是三视图：主视图、侧视图、俯视图，都要一目了然；锉、錾、锯是钳工的三大基本要素，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不可能出现钳工工艺。
我对这些精细的活儿特别上瘾。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自我实现，只是觉得这些工具拿在手上，心里才特别踏实。整整三年的学徒时间，挫刀、錾子、锯弓、铲刀、刮刀、绞刀合力研磨出一个崭新的程前，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机件变得得心应手，我不知道最终是机器和工具适应了我，还是我融成了机器和工具的一部分。第四个年头上，我满师成了二级钳工，开始有人叫我“程师傅”了。
也正在这一年，全江西省建材青工技术考核，我作为船厂的一名青工考出了一个双百，获得了“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被破格晋升为三级钳工。在我寂莫的青春里，第一次出现了如此耀眼的光荣。我的工资也从学徒第一年的十八块钱、第二年的二十块钱、第三年的三十一块钱，被提升到二级工的三十七块八毛四，获奖以后，这一级终身制工资终于也破了格，我每月的收入在三十七块八毛四的基础上又多了八块三毛六。我的心里充满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九江那一年四季不阴不阳的天空，在我的眼里也有了格外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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